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对象，包含典型自然生态系统、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天然集中分布区、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，在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中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。
1月9日，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(修订草案)》(以下简称“条例”)。
会议指出，修订条例，做好与国家公园法等法律法规的协调衔接，将为高质量推进自然保护区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。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、统筹保护和发展，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特性和内在规律，对自然保护区实行整体保护、系统修复、综合治理，在确保生态得到保护的前提下提升公共服务功能，构建政府主导、多方参与、社会共享的机制，实现生态保护、绿色发展、民生改善相统一。
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司长袁继明表示：“条例的修订是推动自然保护区实现规范化、标准化、科学化管理的制度保障，将进一步完善自然保护地法制框架体系，推动自然保护区科学健康发展，筑牢生态文明建设根基。”他同时指出，下一步林草部门将梳理完善配套制度标准体系，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，从严新设其他自然保护地，细化原有居民生产生活保障措施。
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章崇志表示：“条例修订为依法强化系统保护修复提供了有力指引，保护区将遵循自然恢复为主、人工修复为辅的科学原则，在一线实践中守护好绿水青山和物种生境。”他强调，自然保护区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，必须综合考虑生态系统的价值、资源保护的难度、原有居民的环境依赖等因素，采取有针对性的分区管理措施。
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首席科学家高吉喜表示：“条例修订将自然保护区管控分区调整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，进一步完善了保护管理措施。同时在确保生态保护的前提下，探索自然保护和资源利用新模式，实现生态为民，科学利用。”他指出，条例首次将生态保护置于绝对优先位置，明确所有发展活动必须以生态保护为前提，突破原条例“保护与利用相结合”的平衡表述，强化底线思维与刚性约束。
目前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》已于1月1日正式实施。袁继明强调，条例与国家公园法共同搭建起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的“四梁八柱”，是自然保护地领域一次承上启下的关键立法。在体系定位上，国家公园法为上位法，条例为下位法，后者不得与前者相抵触。条例将自然保护区原“核心区—缓冲区—实验区”调整为“核心保护区+一般保护区”，与国家公园法第21条规定的分区模式完全一致，消除了保护标准差异，实现“同一生态功能、同一管控要求”。
针对自然保护地长期存在的资金缺乏难题，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白韫雯指出：“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目前主要依赖财政资金投入，社会资金参与的范围和力度不足，金融机构在支持国家公园建设方面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。”
她建议“利用财政资金作为担保基金，通过财政贴息、绿色担保、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，降低社会资本的风险敞口”，并“设立自然保护地绿色发展基金，由政府出资引导，吸引保险资金、产业基金等长期资本进入”。同时，“中国人民银行已牵头制定《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(试用稿)》并在部分地区启动试用”，为金融机构提供标准指引。
白韫雯强调，金融机构在介入保护区项目时，“必须守住‘不破坏生物多样性’的底线”，并“探索构建‘生物多样性重点区域图’”以精准识别项目，同时“建立‘白名单’式的项目库机制，解决‘投向谁’的问题”。这将有效推动生态保护与绿色金融深度融合，支持特许经营、生态产品价值交易等模式，实现生态服务价值转化和社区可持续发展。
会议明确，自然保护区保护典型的自然生态系统、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、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，在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。修订后的条例强化核心保护区“禁止一切开发建设活动”的刚性约束，坚持“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”原则，同时允许一般控制区开展科普教育、生态旅游等活动，提升生态服务价值。
通过金融创新与机制完善，条例将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和可持续利用，确保生态保护、绿色发展、民生改善协同推进，为筑牢生态文明根基提供坚实支撑。
